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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如金, 為業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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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信如金, 為業載道

從“首犯”到“從犯”——袁昕煒律師辦理劉某某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辦案紀實

從“首犯”到“從犯”
——袁昕煒律師辦理劉某某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案辦案紀實

[案情簡介] 2016年2月,浙江省某區縣公安機關成功破獲一起跨省網絡銷售假冒偽劣化妝品案,涉案金額8億多元,央視“焦點訪談”對本案做了專題報道!
段某某為本案兩個主要制假窩點之一的負責人,其中劉某某負責向段某某提供生產假冒化妝品所需的瓶子,并在部分瓶子上噴貼了商標,兩人的銀行卡交易金額高達300多萬元。
本案歷時一年,通過律師的辯護,劉某某涉嫌的罪名從生產銷售偽劣產品變更為假冒注冊商標;金額從300多萬降為36萬;排名從第一犯罪嫌疑人降到同案3名被告人的最后一位(一審與其他相關案件合并審理),并被認定為從犯;刑期從最初可能判處15年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降至最終的1年3個月,在全案不適用緩刑的情況下,實現辯護目標,達到“案結事了”。

[辦案經過] 臨危受命 ?一波三折
辯護律師是在案件已經處于偵查階段末期才接受委托的。之前,劉某某的家屬一直認為劉某某根據段某某的要求向其提供香水瓶子,不應當構成犯罪(當地賣瓶子給制假分子是很常見的事情,工商部門頂多也就是行政處罰),即使有罪也是較輕的。辯護人介入本案后,發現劉某某早已被檢察機關批準逮捕,而且其與段某某之間的銀行交易記錄高達300多萬元,如果按照這個金額來認定,根據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量刑標準,劉某某有可能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接受委托后,辯護人多次會見劉某某,了解到劉某某與段某某的交易往來不僅有瓶子,還有代為采購鍋、樹苗款等其他物品。于是,辯護人跟偵查機關提出了本案金額認定存疑的律師意見。在辯護人的努力下,偵查機關最終根據劉某某的口供,認定本案的涉案金額為183萬元(刑期降到7—15年這個檔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偵查機關竟然以劉某某是制假團伙的“源頭”為由,將其排在了本案犯罪嫌疑人的第一位,成為這個制假團伙的“首要分子”。

全力以赴 ?柳暗花明
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人通過查閱案卷后發現,關于183萬的交易金額,確實包含了很多空瓶子和其他物品(這一點在同案犯段某某的筆錄中也得到印證)。而且,從頭至尾,劉某某都是根據段某某的要求提供瓶子,噴貼商標,除了瓶子的加工款,沒有其他任何收入或者分紅,其主觀上至多是假冒注冊商標的行為。雖然本案有不少對劉某某有利的細節,但在劉某某多次自認金額為180多萬,且偵查機關將其定為首犯的情況下,要想取得好的辯護效果,談何容易!
但路在腳下,事在人為。辯護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就案件的定性、數額的認定和犯罪的情節展開全面辯護,提出劉某某應定性為假冒注冊商標、183萬的數額應不予認定以及劉某某系從犯的辯護意見。最終,公訴機關全面采納了辯護律師的意見,將全案定性為假冒注冊商標,“非法經營數額”從183萬降到46萬(量刑檔次降低到3-7年),劉某某的排名從第一降至最后一位,并被認定為從犯!

庭審直播 ?迎難而上
案件發展到這個階段,應該說是取得了重大成果,下面要做的就是能否減輕處罰判處緩刑的問題。但是,開庭前夕,本案的偵查機關將案件偵破過程上報公安部,央視的“焦點訪談”報道了這起“跨省網絡銷售假冒偽劣化妝品大案”!而且,國務院恰在此時出臺了保護知識產權的相關意見,各地開展了“知識產權宣傳月”活動,嚴打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本案還被作為觀摩庭,邀請當地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旁聽,并進行庭審直播!這些無疑都給本案的辯護帶來了難度。
面對重重壓力,辯護律師堅持從證據本身出發,提出46萬元的數額依然存疑、劉某某只對“LQ”商標負責的律師意見。最終,法院部分采納辯護律師的觀點,將涉案金額降至36萬元,在全案不適用緩刑的情況下,判處劉某某一年三個月的有期徒刑,基本達到“實報實銷”的目的。

[律師意見] 劉某某涉嫌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一案律師意見書(節選)

一、關于本案定性,劉某某主觀上從未與段某某達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的合意,客觀上也并沒有從事“生產”、“銷售”行為,其所提供的香水瓶子也并非“產品”,其行為應定性為假冒注冊商標罪更加適宜
1.主觀要件上,劉某某并沒有與段某某達成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合意,不能作為段某某生產、銷售偽劣化妝品的共犯處理。案卷顯示,劉某某為段某某提供的是生產假冒化妝品的瓶子,其與化妝品原料、外包裝等一樣都是生產的材料之一。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于共犯的認定,為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提供貸款、資金、帳號、發票、證明、許可證件或者提供生產、經營場所或者運輸、倉儲、保管、郵寄等便利條件,或者提供制假生產技術等行為,以該罪的共犯論處。因此,該司法解釋并沒有明確劉某某這種“上游”廠商提供生產材料的行為是否一定要作為共犯處理,一般來說,將這種提供生產材料的行為作為共犯處理,不僅要證明其主觀“明知”,還必須要有共同生產的主觀合意,否則就不作為共犯處理。結合本案,在案沒有證據表明劉某某同段某某達成共同生產假冒化妝品的合意,客觀上劉某某也沒有從段某某處獲得其銷售利潤的“分紅”。因此,也不存在因為同時構成兩個犯罪而從一重處斷的問題。而且,劉某某主觀上也一直認為自己就是侵犯了“LQ”的注冊商標,所以他在噴貼商標的時候還適當做了一些修改。
2.客觀行為上,劉某某并沒有參與“生產”、“銷售”假冒“蘭蔻”系列化妝品的行為。首先,劉某某并沒有參與“銷售”行為,其所提供的香水瓶子都是根據段某某的要求采購,并直接賣給段某某的,沒有流入市場;其次,劉某某也沒有“生產”行為,其所提供的香水瓶子都是替段某某代為采購的,其所做的就是在采購的部分香水瓶子上噴貼上“LQ”商標。而這一行為,明顯定性為假冒注冊商標罪更為適宜。
3.客體要件上,劉某某所提供的香水瓶子并不能單獨構成“產品”,根據《產品質量法》第二條,產品是指經過加工、制作,用于銷售的產品。結合本案,所指的產品就是假冒化妝品,而不是香水瓶子本身,劉某某提供偽造的香水瓶子并沒有侵犯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的直接客體,但劉某某噴貼“商標”的行為無疑侵犯了“LQ”商標的專有權,認定為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更為適宜。

二、關于涉案數額,偵查機關認定劉某某提供給段某某香水瓶子案值183萬元,明顯證據不足,依法應不予認定
1.從言詞證據看,劉某某提供瓶子的具體案值存疑,從他們的口供可以看出,一是劉某某與段某某之間有著不同的生意往來,如樹苗款、代為采購原料款等,絕對不是只有香水瓶子的錢款,這與段某某所做的筆錄是能夠印證的;二是劉某某所提的“四十四萬”與段某某所提的“六、七十萬”差距不大,也均提到“一百萬”左右的貨款,無論認定哪個都遠遠低于偵查機關目前認定的案值;三是從段某某的銷售金額看,具體的銷售金額并未查實,段某某多次提到的也只是“二十多萬”左右,與偵查機關認定劉某某提供瓶子案值一百八十多萬無法印證,倒是與劉某某最后一次有效供述中提到的“二十來萬”能夠取得印證。而且,本案其實只有劉某某本人提到過“一百八十多萬”的貨款,劉某某經過仔細回憶,也對其余款項的用途作了說明。因此,至少從言詞證據,無法認定劉某某涉案案值183萬元。
2.從客觀證據看,在案證明涉案金額的客觀證據就是劉某某與段某某之間的銀行交易明細,除此之外似乎再也沒有其他的客觀證據。可是銀行交易明細只是一個間接證據,其往來款的數額不可能全部認定涉案金額,更何況劉某某、段某某均有合理的理由對剩余款項做出解釋。而且,辯護人審查了劉某某的銀行卡交易明細,并不能直接得出偵查機關認定的數額,偵查機關也未能在起訴意見書中對其認定案值的理由予以充分說明。
3.從定罪量刑看,即便認定183萬元均為劉某某提供香水瓶子的案值金額,其也不等同于生產銷售偽劣產品中的“銷售金額”,不能作為定罪量刑的數額標準。根據《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銷售金額”是指生產者、銷售者出售偽劣產品后所得和應得的全部違法收入,很明顯,提供瓶子的案值不能作為“銷售金額”來看。那么,該183萬元能否作為兜底金額進行推定?辯護人認為,也是不行的。因為劉某某提供的香水瓶子究竟有多少銷售出去,目前偵查機關并未查實,而且在案證據顯示,偵查機關在段某某的工廠查扣了一批香水瓶子,其查扣的化妝品瓶子的價值就應當從案值中扣除,但是案卷材料中并沒有反映在段某某處查扣的香水瓶子的金額,也沒有將其從偵查機關認定的數額中予以扣除。同時,既然偵查機關認定劉某某與段某某構成共同犯罪,那么本案就應當以段某某能夠查實的的“銷售金額”來認定,而不是僅僅以劉某某與段某某之間的貨款往來數額徑行認定劉某某的“銷售金額”。

三、關于犯罪情節,劉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輔助作用,應認定為從犯
辯護人認為,劉某某在本案中只起到次要、輔助作用,應認定為從犯。具體理由如下:
1.從犯意發起看,段某某、劉某某的筆錄均能證實這樣一個事實:是段某某主動找尋為他提供香水瓶子的人在先,進而委托劉某某根據他的要求采購香水瓶子,并在部分香水瓶子上噴貼“LQ”商標。從始至終,劉某某只是根據段某某的要求為其提供香水瓶子,其與段某某之間從未達成共同生產、銷售假冒香水瓶子的犯罪合意。
2.從地位作用看,根據段某某的筆錄以及在案的其他證據材料,辯護人將段某某生產銷售假冒化妝品的整個鏈條展示如下:

如圖所示,劉某某與負責包裝的尹某某、負責提供化妝品原料的劉某某,負責組裝、罐裝的段某、杜某,負責發貨的段某某以及負責銷售的張某、李某某一樣,都是段某某生產、銷售假冒化妝品鏈條中的一環。顯然,這個鏈條的核心就是段某某,他們彼此都是不認識的,均只是與段某某產生聯系。這些犯罪事實,與段某某處查扣的灌裝機等生產設備能夠相互印證。也就是說,是段某某向劉某某等“上游”廠商采購原材料,經自己的工廠灌裝后,通過張某等“下游”廠商銷售出去,而劉某某只是其鏈條中的一環。
3.從主觀目的看,段某某的目的是通過生產、銷售假冒的化妝品,以牟取利益。但是,劉某某并沒有與段某某達成生產、銷售假冒化妝品的合意,他的目的只是想通過幫助段某某采購符合其要求的香水瓶子,并在部分香水瓶子上噴貼“LQ”商標等行為,賺取一點點加工費。雖然劉某某很難辯解其對段某某生產、銷售假冒化妝品的行為不知情,但至少案卷里沒有證據能夠證實段某某曾經明確告訴劉某某其采購香水瓶子的用途和獲利情況。而且,劉某某一直認為,其采購的香水瓶子與真實的“LQ”等香水瓶子還是有一定差距的,甚至在噴貼“商標”時做了細微的修改。以上事實能證明,劉某某的主觀目的與段某某不同,其主觀惡性較之段某某要輕的多。
4.從實際獲利看,如前所述,劉某某從未與段某某達成生產、銷售假冒化妝品的合意,也更沒有參與段某某生意的“分紅”,其所賺取的只是幫助其加工、噴貼香水瓶子所獲得的加工費。正如劉某某所述,“我獲利毛利潤10萬元,去除成本,純利潤可能只有4、5萬。”

[法律思考] 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是我國目前從嚴打擊的領域,但是在政策從嚴的背景下依然要堅持“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辯護律師認為,本案最大的成就,就是針對本案在涉案數額證據鏈條上的不足,堅持做存疑辯護,最終達到最佳的辯護效果。
在偵查階段,辯護人提出本案的銀行卡交易記錄存疑,不能作為涉案金額認定的律師意見,偵查機關最終以劉某某的口供為依據,將金額從最初的300多萬降至180多萬;在審查起訴階段,辯護人提出金額認定應按照“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就低認定,劉某某的180多萬不能作為本案的“銷售金額”來認定的律師意見,公訴機關最終以段某某的口供加上查扣的數額就低認定,將金額從180多萬降至46萬;在一審階段,辯護人繼續提出劉某某和段某某的金額應當有所區分,其不應對“LQ”之外的假冒化妝品金額負責的律師意見,法院最終部分采納了辯護律師的意見,將全案金額降低為36萬元,并在劉某某的量刑上做了充分體現。
侵犯知識產權類的犯罪,數額辯護尤其關鍵!律師辯護時應準確區分“銷售金額”、“貨值金額”、“非法經營數額”等事關量刑的數額標準,為當事人提供精準、有效的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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